OJLS  >> Vol. 8 No. 1 (January 2020)

    論公司股權代持中的三大關系
    On the Three Relations of the Company Share-Holding Entr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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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俞 言:寧波大學,浙江 寧波

關鍵詞:
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股權代持訟Actual Investor Nominal Shareholder The Share-Holding Entrustment

摘要:

股權代持涉及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有限責任公司以及第三人等,有關股權代持引發的各方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厘定的前提是應理清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間、代持行為主體與公司間以及與第三人間的三大關系。本文對三大問題進行逐個剖析,并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 (以下簡稱《公司法解釋(三)》)中關于股權代持問題的第24條至第26條、相關學者的觀點、學界的學說進行分析,提出的觀點和建議是:股東資格的認定應采用股東名冊標準即股權歸屬于名義股東、從合同客體的角度思考則可以根據合同法、民法等解決代持協議的性質問題、實際出資人的顯名未獲得半數以上股東認同的情形出現時,由公司內部決定名義股東的去留等。

The issue of the share-holding entrustment involves several main parties, such as the actual in-vestor,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the company with limited liability and the third party. The premise of deter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equity holding is to clarify the thre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ctual investor and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between the acting agent and the company, and the third party. Dissecting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 one by one,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Article 24 to 26 on the issue of share-holding entrustment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II) (2014 Amend-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ny Law(III)"), as well as the views of relevant scholars and the theories of academic circles. The view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at: The qualification of shareholder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standard of stockholder register—the equity belongs to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the nature issue of the agreement can be resolved according to contract law and civil law; and when the actual investor’s request is not approved by more than half of the shareholders, it is up to the company to decide whether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leaves or not, etc.

1. 引言

《公司法解釋(三)》(2014修正)中第24、25、26條針對現實中的股權代持情況進行了規制,但這3條規定還遠未達到解決現實中股權代持問題的要求,對于股權代持問題需要進一步規范。股權代持問題不僅在法條規范上,并且在法學理論基礎上尚存爭議,均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本文通過對《公司法解釋(三)》中3個法條的解析與研究,探究最高人民法院對此的態度,同時對股權代持問題的解決提出自己的建議。

2. 股權代持:一個公司法實務中需要正視的問題

2.1. 股權代持行為

根據《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1款的規定1,股權代持行為的雙方主體為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并且對此行為的探討僅在有限責任公司的框架下才有意義。

有的文章中將行為主體雙方稱為“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 [1] [2],一“顯”一“隱”似乎與股權代持的行為特征相一致,但本文的觀點是“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的稱謂更為合理。有一點最需要被定位的是,從“隱名出資人”和“顯名股東”的稱謂中可以看出后者是股東的地位,而前者是出資人的地位。首先,股東是有限責任公司持有股權的人,有權出席股東會并享有表決權,同時根據《公司法》第31、32條的規定2,3,所有的股東本就依照規定都需要顯名,此中“顯名”的強調意義只在于指示股權代持中利用其名義在公司中予以顯示股權,因此名義股東更為合理。再者,“隱名出資人”中的“隱名”到底隱的是什么名,隱的是哪里的名呢?“隱名出資人”終究只是一個“出資”的角色,否則“隱名股東”就呼之欲出了。“隱名”是指出資人不愿使自己的姓名在公司或者第三人面前顯現,那么此時無論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如何,在公司或者第三人面前顯現的只會是股東的姓名,而出資義務就視為由股東完成,資金真正來源者的姓名完全不會顯現,所以“隱名”也沒有意義。相較于稱呼其“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本文“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的說法更容易理清行為主體間關系,并且更好地定位二者之間的地位,下文將具體闡述“名義股東”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這一股東資格歸屬問題。

2.1.1. 股權代持的成因

在正常的公司持股中,出資人即是記錄于股東名冊中的股東,有權以自己的名義出席股東會并享有表決權。股東權益的獲得是出資參與到公司中的最終目的。而在股權代持中,出資人既想獲得利益,又想使自己的姓名不為顯現,甚至免去了之后公司發展中的義務、風險的承擔,這對名義股東而言極其不公平,因此在理解《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1款中的“投資權益”時,必須作出限制性解釋。根據《公司法》第4條4,公司、名義股東二者間權利義務關系應當是明確的。實際出資人只能通過雙方之間的代持協議,要求名義股東按約定比例交付資產收益,而無權干涉股東參與公司重大決策、對管理者進行選任等人身性質的權利。換言之,參與重大決策、選擇管理者只能由被記載于股東名冊上的股東出席決定,實際出資人禁止“越俎代庖”,至于名義股東現實地受到出資人的指示進行相關決策和選擇應另當別論。

實際出資人選擇另一人并將其“扶上”股東位置的原因究竟是為何?第一,股權代持的行為方式必定滿足實際出資人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對利益的追求。第二,實際出資人是為了避免現實中損害自己利益情況的發生:實際出資人規避法律對出資主體、出資領域、公司法定人數上下限、公司董事、經理競業禁止義務的限制,逃避法律對違法犯罪活動的禁止;實際出資者不愿意公開自身經濟情況、出于商業上的考慮的主觀原因、客觀原因以及國有企業改制等制度原因 [1] [2]。以上只是在股權代持現象研究中總結出的幾種比較典型成因,在探討股權代持法學理論基礎和現行法規時作用不大,但在股權代持的未來發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上,是需要著眼的重點。

2.1.2. 股權代持的類型

張雙根教授進行了十種類型化嘗試 [3],分別是:以行為關系主體外利益第三人是否知情為準的——公司以及其他股東不知情的和公司以及其他股東知情的隱名出資、以是否須經其他股東同意為準的——無須經其他股東同意的和須經其他股東同意的隱名出資、以隱名出資關系形成之方式為準的——公司設立時、“協議型”、“轉讓型”和“受讓取得型”隱名出資、以名義股東持股之目的為準的——純為實際出資人利益、為自己與實際出資人共同利益和單純為自己利益的隱名出資、以出資之實際來源或負擔為準的——實際出資人單獨承擔和二者共同分擔的隱名出資、以實際出資人間接對股權的控制程度為準的——實際出資人完全不過問、完全遵照出資人指示和名義股東可以行使部分股權的隱名出資、以實際出資人介入公司事務的深淺為準的——實際出資人基本不參與、以股東身份直接參與和以名義股東之名實際參與的隱名出資、以獲得利益的形式為準的——全部財產收益歸屬于實際出資人、僅收取固定比例相當于利息的報酬和一定比例共同分配收益的隱名出資、以實際出資人數量為準的——實際出資人為一人或多人的隱名出資、以實際出資人間的關系層級為準的——一級或多級結構的隱名出資。正因為股權代持的成因多樣,其也分化出多種類型。本文不在于對不同的類型進行逐個分析,而以期對股權代持的系統化處理提出一些建議。

2.1.3. 股權代持的司法現狀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輸入關鍵詞“股權代持”、“隱名出資”,分別有2771個、370個搜索結果,可見股權代持現象在司法實務中并不是個案的存在,但由于現行法律框架下對股權代持規制的空缺,以及《公司法解釋(三)》的3個條文在法律適用上存在分歧,導致司法實踐地處理難度較大,甚至出現同種類型的案子產生多種態度方向的判決的狀況,最終致使“判例個案化”。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指出5,《公司法解釋(三)》制定時的境況正是因為出于理論上較為疑難,而不同參與者的義務和責任又亟待落實、公司資本需要穩定與維持、實踐中長期存在的分歧需要引導處理。妥善平衡名義股東、股權權屬的實際享有者以及公司債權人間的利益也是司法目前的僵局之一。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中,王成與安徽阜陽華紡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6、王云與青海珠峰蟲草藥業有限公司、王輝等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7,8、江蘇圣奧化學科技有限公司與劉婧與王昊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等文書中均重視股權代持的合意以及出資等客觀事實存在9,最終的股東權益歸屬于出資人,但對其股東身份的認定要求嚴格,對名義股東的身份定位不夠明晰,最高法的態度偏向比較明顯。

2.2. 域外法律關于股權代持的相關規定

股權代持問題雖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司法實務問題,但英國的歸復信托、日本商事中的代理制度也具有借鑒意義。

2.2.1. 英國法律的相關規定

葛偉軍教授對英國的歸復信托制度進行了詳盡的闡述 [4],本文不再過細地闡述。歸復信托中所述的中介機構在我國尚未形成,股東代持問題的大量存在對該中介機構的責任承擔、信用等能力要求極高。歸復信托與中國的信托制度體系具有巨大的差異,但同時也有明顯的優勢,其設立信托時不以目的合法為要件,且目的缺失并不導致信托無效。葛偉軍教授認為這解決了第24條第3款的困境,歸復信托可以明確股權代持結構的性質、名義股東的受信義務、實際出資人作為受益人的責任。英國的歸復信托是一個新的思路。但由于我國信托制度與英國的歸復信托制度存在較大區別,是我國法律體系目前力所不能及的,股權代持又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問題,因此最好能夠在我國法律體系下進行自我消化。

2.2.2. 日本法律的相關規定

在日本,股權代持構成隱名代理關系是大多數法學學者的觀點 [5]。下文中筆者將說明代理關系說的不合理之處。

2.2.3. 其他國家法律的相關規定

結合美國《標準商事公司法》給股東下的定義10,“或者”二字打破形式主義否認說和實質主義肯定說的僵持狀態,也即這兩種學說均得到法律的確認。韓國公司法學者的觀點是,成為股東的前提是取得股權,并且是絕對的,不同于因出資而成為股東。

縱觀《公司法解釋(三)》的邏輯思路,進行綜合分析不難發現第24條第1、2款闡述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二者的關系,第3款闡述的是實際出資人在公司的顯名程序,第25、26條涉及的是有第三人參與的復雜股權處理。下文將從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行為主體分別與公司、第三人這三大關系的角度出發探索股權代持問題的法理基礎。

3. 公司股權代持中行為主體間的權義關系辨考

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二者通過合同來構造權利義務,同時也通過合同來約束對方,并加固各自的利益。股權代持現象產生的最大疑難是股東資格的認定問題,也即誰是股東,并真正享有股東權利、承擔股東義務是《公司法解釋(三)》所要解決的關鍵點之一 [3]。股權歸屬問題是股權代持問題的關鍵點,確認股權歸屬的意義在于使合同自由下的股權歸屬任意性在公司法的框架下得以規范,以期保障公司結構的安全、安定與清晰,順暢經濟市場投資。

3.1. 股東資格的認定

股東資格的認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實務問題。在國外公司實務中極少發生此類糾紛,查閱中國裁判文書網可以尋找出大量關于股東身份確認糾紛的裁判文書 [6],再者比如英國對于此類問題采用信托歸復的方式解決,而我國目前專門針對股權代持的只有《公司法解釋(三)》的3個條文。一個人要具有股東身份須具備一定的要件,包括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那么,一個要件是取得股東身份的充分、必要還是充要條件,每一要件的證明能力大小等問題都對股東身份的確認存在影響。理論界主要有:形式主義否認說、實質主義肯定說和內外區別說。李建偉教授還提出了特征論,把作為前提的要件當作成為股東后表現出的法律特征 [7]。

3.1.1. 形式主義否認說

形式主義否認說是指一個人成為股東必須具備的形式要件,根據《公司法》條文,形式要件包括公司章程記載、股東名冊記載、工商登記、出資證明書等,如果不具備則否認其股東資格。形式主義否認說的優勢在于:第一,認定名義股東為公司的股東便于保護在信息不對稱下信任商事外觀的第三人;第二,公司認定名義股東為公司股權的真正所有者可以有助于公司解決糾紛;第三、尋找背后的實際出資人難度較大、過程復雜,認定名義股東享有股權可以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這種學說的缺陷在于太過嚴苛,將實際出資人獲得股東資格的可能完全排除,在此種情形下,未留任何機會給之后可能并且愿意“顯名”的實際出資人,也使實際出資人在權益受到名義股東侵害時少了一條救濟途徑,從實質公平的角度上考慮有所欠缺。

3.1.2. 實質主義肯定說

實質主義肯定說與形式主義否認說相對,其認為一個人具有股東身份需要出資這一實質要件。認定實質要件雖然注重了實質正義,將股權代持的整個關系全部顯露于陽光之下,但存在的不足之處也很明顯:第一,實際出資人“顯名”的隨意性。實際出資人的“顯名”會導致公司決議的效力受到影響,同時也增加公司的不穩定性,公司永遠無法得知股東會上坐著的股東是否套著“名義”的稱謂;第二,實質主義更加注重意思表示,重在追求當事人內在的真意,而忽視了外部行為,會給公司和第三人增加負擔。

3.1.3. 內外區別說

內外區別說綜合了形式主義和實質主義兩種學說,將問題一分為二,在處理與第三人的爭議糾紛時,注重對第三人的保護而采用形式主義,依據合同相對性原理,股權代持行為雙方間則采用實質主義。《公司法解釋(三)》第24至26條似乎為內外區別說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第24條支持實際出資人依據協議的內容向名義股東要求投資權益,并且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可以請求公司完成成為股東的相應程序性事項以彰顯自己的股東身份,這是在處理股權代持行為主體間關系的實質主義選擇,實現了二者之間權利義務的公平;第25條參照《物權法》第106條善意取得規定處理的選擇、不支持第26條名義股東以非實際出資人抗辯都強調外觀主義,保護善意第三人和公司債權人。此種學說也是理論界大多學者的觀點。

3.1.4. 股東名冊標準

筆者認為在股東資格歸屬問題上,應采用股東名冊標準,也即僅名義股東是公司股東,享有股東權利、承擔股東義務。

第一,股東名冊標準的法理基礎。股東名冊具有推定效力11。根據《公司法》第32條第2款的規定12,股東名冊創設具有權利的效果,名冊上出現的“人”天然地可以行使權利,公司不得否認,而公司法條文中并沒有確定章程記載和出資證明書的是否具備法律效力以及其效力大小程度。換言之,如果在公司章程中被記載為股東、持有出資證明書,只有在被證實為真實的情況下,姓名出現在股東名冊上才可開始享有股東權利,因此股東權利的有無以及主張繞不開股東名冊這個環節。雖然向公司登記機關的工商登記有外觀主義的支持,可以對抗第三人,但相較于公司登記機關的工商登記,股東名冊的法律效果仍處在上游地位,對抗第三人與否事實上并不影響股東權利的擁有。即使在此證權登記錯誤的情況下,對善意第三人的信賴利益保護只是出于法律上的一種利益平衡考量,與創設股權本身并不關聯。出資是股東最主要的一項義務但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上已經承認了認繳出資的合法性,沒有出資不一定無法成為股東,即使出資也并非一定就是股東。因此出資人單憑已現實地向公司交付了資金為由,請求公司承認其享有股東地位的,不予確認。從公司的角度看,公司并沒有入賬實際出資人的那一股資金,在金錢誰占有誰擁有的意義上,只認定為名義股東的出資。此時,名義股東、公司二者緊密關聯,并且不容許實際出資人的出現,至于之后實際出資人打破這個關系轉化為公司股東,是另一層面上的問題。

第二,現行法上股東名冊制度的改進建議。無論公司法著述中的要件論與特征論,股權代持雙方誰是股東的認定都是一個疑難。既然實繳出資和認繳出資都被承認,出資證明書等需要經過證實,只有股東名冊記載在現行商事體系中最值得信賴并且方便快捷。在立法上有必要指明股東股權的真正來源,或者突出某一法律特征的地位,或者綜合一系列因素考慮,將所有法律特征放在一條關系鏈上,任一點的缺失都將被視為“殘疾股東”,只有滿足了所有的條件,才能對股東身份進行最終的認定。

3.2. 股權代持協議性質的學說

探討股權代持協議的性質,學界主要有幾種不同的理論,分別是代理關系說、合伙關系說、借貸關系說和信托關系說。

3.2.1. 代理關系說

有學者指出,日本學者認為隱名代理能夠解釋股權代持問題 [5],而在中國現行民事制度框架下,由于民法中代理制度迅速發展,在現實之中也最為常見,使得股權代持問題有較為堅固的土壤得以存續和生長。筆者對此抱懷疑的態度。在前文論述中,可知名義股東才是股權的最終歸屬,與之相應,實際出資人投資獲得的利益只是資產收益,卻不包括參與公司重大決策、選任公司管理者等權利。而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代理,其結果均由被代理人本人承擔。此時就發生了矛盾,如果認為該協議涉及代理關系,則股東所有的權利應當歸屬于實際出資人(被代理人),但是名義股東(代理人)無法將先承受法律行為的效果轉移給對方當事人。也許存在疑問,實際出資人的“顯名”難道不就是將法律效果轉移了嗎?但實際出資人的“顯名”并不是當然的,而代理的結果歸屬卻不受到任何的限制。張雙根教授也指出代理制度不能解決股權代持協議的性質問題,隱名代理不能將基礎關系全部包含在內,名義股東在公司治理中所為法律行為之效果歸由名義股東承受的結論直接源于公司治理上的程式規則 [3]。

3.2.2. 合伙關系說

合伙旨在共同出資、共享收益、共擔風險。隱名合伙由出名合伙人和隱名合伙人組成。前者進行現實地經營管理,并對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而后者只負責出資。一“顯”一“隱”的“隱名”說法與股權代持問題若合一契,但合伙關系強調的是一個“合”,無論“顯”、“隱”,三個“共”作為重點貫穿于整個合伙關系。實際出資人往往只是借用對方的名號,二者之間的商事結合關系實際上可能很松散。出資、投資收益(名義股東按協議約定得到報酬)、投資風險均由實際出資人承擔,因此合伙關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并不適用。

3.2.3. 借貸關系說

將股權代持問題歸入借貸關系明顯不妥,若股權代持只是單純的借貸,股東作為借方只負有返還貸方本金和利息的義務,那么“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的存在完全沒有意義。

3.2.4. 信托關系說

以《信托法》第2條和信托原理為依據13,財產權應當由委托人轉移給受托人,學界有學者認為股權代持中的實際出資人并沒有將財產權轉移 [2] [8],不符合信托原理的構造。筆者認為股權代持不能通過信托解決的原因在于:在名義股東未按照出資人的要求處理相關股權時,在信托關系下,出資人只能通過協議要求名義股東承擔違約責任,而出資人介入公司、名義股東二者之間這一重要環節并不能被信托關系所涵蓋。

3.2.5. 本文見解

股權代持協議的性質究竟為何,是否能從合同客體的角度加以考慮呢?

筆者認為股權代持的客體是實際出資人基于投資公司的目的,投資于名義股東對公司的出資,最終目的是獲得對方的股權收益,其實際上是參股的“幕后推手”。相比于“間接持股” [3],更加符合名義股東享有股權的觀點,邏輯思路也一脈相承。第一,實際出資人自認為出資行為由自己完成,但從外部來看,無論從哪個賬戶對公司入賬,最終打上的資金來源只是名義股東,且經過一系列程序最終享有公司完整的股權,實際出資人沒有股份,因此“持股”這一說不具有合理性;第二,“間接持股”并非與“直接持股”相對。“持股”這個表述的前提是享有股權,“直接持股”是持股,但“間接持股”并非持股。如前所述,名義股東、公司二者形成一個緊密的關系罩,實際出資人則被排斥在關系罩之外,實際出資人同公司在當前并無任何法律意義上的權利義務。實際出資人只能通過協議來影響名義股東的行為,但當對方在公司做出的決定與其不符時,完全沒有理由出言,這也就是筆者對“間接持股”的說法抱懷疑態度的原因。

筆者認為以“股權代持”為名的意義在于更加注重對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訂立協議目的、股東地位歸屬的確認、二者之間的相關公司權益糾紛解決,然而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協議僅僅是二者之間的合同,包括“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的稱謂也是將公司的因素牽扯其中的結果。將股權代持問題置于包括下文所要論述的實際出資人顯名的一整個大問題下更有討論其合同性質的價值,換言之,實際出資人介入名義股東、公司才將股權代持的事實行為表現于外,此時才引發了關注協議性質以解決糾紛的必要。因此,單從合同獨立的角度,股權代持協議的性質硬要往現有的理論上靠無須糾結,股權代持有其自身的特點,在股權代持問題的各部分被拆解后,利用合同法、民法等規范逐個解決不失為良方。

3.3. 股權代持協議的效力

《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1款中對于協議效力的認定并沒有采取新的規范基礎,而是依據《合同法》第52條關于合同無效的規定,并且該協議效力只存在有效或者無效兩種形式。其中產生的問題是,股權代持協議的效力形式過于單一,如果不存在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那么協議就是有效的,這使得股權代持有效的存在極其廣泛,同時也使得《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1款的規范效果不強。其中,對于規避法律的行為容易被排除在合同無效的規定外。

我國《公務員法》第53條第14項對公務員的行為存在限制14,但在隱蔽的股權代持中,公務員仍舊可以通過隱名出資而取得分紅。現實中,名義股東作為公司的股東,行使權利、承擔義務,我們單從表面根本無法得知哪一個股東就是所謂的“名義股東”。這一股權代持雙方的關系若是和諧的,根本就不會發生股東資格歸屬的問題,因為公務員的出面對其有害而無一益。然而若存在名義股東破壞約定的情況,在雙方的交涉過程中,公務員是不愿意讓二者之間的約定浮出水面的:不承認實際出資,則意味著要失去資產收益,而全部歸屬于名義股東;承認實際出資,雖然至少能收回出資,但違反公務員法的行為昭然若揭。因此,公務員規避法律的這種行為在法庭上并不常見,其原因也就在于這種股權代持是一種“暗協議”,“名義股東”甚至可以利用公務員的這種投資心理獲得更大的收益。公務員對“名義股東”的選擇便定位在了關系緊密的親朋好友,那么此種規避法律的行為更加不為人所知。規避法律的行為雖然在理論上容易歸入到《合同法》第52條的情形中,但實踐中其發現該種行為存在難度。如果采取對公務員的賬戶出入進行公開,一方面工作量大、可能侵犯隱私,另一方面某些公務員可能早就做好了后續準備,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中間人”的角色并把投資收益轉入他人的名下。筆者認為公務員在完成本職工作的基礎上,利用工作之余增加自己的財富并沒有什么不妥,或者說公務員的工作收入作為他生活的唯一來源還不夠,《公務員法》對此進行禁止存在不合理之處,但股權代持下規避法律的行為依舊不容忽視。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1款對代持協議是否有效的規定并不意味著只有合同法能夠進行規制,股權代持行為在公司法的框架下自然不得違反公司法的相關強制性、禁止性規定,合同自由原則的適用是在公司法體制下的自由。結合前文股東資格由名義股東享有的論述,協議的效力也并不影響名義股東的股權,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股東名冊標準的優越性,使得行為主體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影響到公司的發展,又能維持社會金融秩序的穩定狀態。

4. 公司股權代持中行為主體與公司權義關系辨考

如上所述,實際出資人和公司不具有合法的關系,實際出資人沒有直接向公司主張權利的合法依據,而只能通過股權代持協議向對方主張承擔違約責任等權益。那么在“股權代持”關系被置于臺面上以后,實際出資人憑何“顯名”?又如何“顯名”呢?

4.1. 實際出資人成為公司股東的要件

實際出資人的“顯名”指出資人突破合同相對性的范疇,打破名義股東、公司二者的關系罩,完成從原本僅可以依靠協議向名義股東要求行使權利向成為正常股東的轉變。但實際出資人轉變成為真正的股東至少需要完備以下幾個要件。

4.1.1. 明示實際出資人身份

實際出資人成為公司股東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質疑名義股東、公司的關系,實際出資人的存在是股權代持問題存在的必要前提。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公司,是股權代持三個不可或缺主體。

4.1.2. 出資義務的履行證明

實際出資人要成為公司股東最有底氣的依據就是實際履行出資,也正是由于名義股東名下的出資事實上來源于實際出資人的“賬戶”,才產生了股權代持這個問題。實際出資人可以通過與名義股東簽訂的代持協議、出賬匯款憑證以及名義股東的承認等證據聯合證明實際出資人具有投資于公司的意向,并借用名義股東的“名義”取得公司的股份。有必要說明的是,若僅靠出資匯款憑證,并不足以證明“股權代持”的意向,匯款很可能是出于借貸的原因,那么既然二者關系無法明確的情況,將名義股東認定為股東更加適宜:第一,可以維持公司內部之間的穩定;第二,有助于督促實際出資人注意在出資之前與名義股東及時以合同的形式在進行約定,以便明確二者之間協議的內容,將未來的風險最小化,同時有助于節省司法系統的資源、提高司法裁判的準確率。

4.1.3. 股權代持的合意

實際出資人雖為出資的最終來源,然而股東完全可基于希望通過向出資人借貸等取得資金,在實際出資人只有證明同名義股東存在明確的股權代持合意下,才擁有“顯名”的資格。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王云與青海珠峰蟲草藥業有限公司、王輝等股東資格確認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中,最高人民法院以及青海高級人民法院均將股權代持合意作為股東資格認定中的關鍵點,若不存在合意,則實際出資人想要突破合同相對性而成為股東無路可尋。

4.1.4. 其他股東對實際出資人“顯名”的認可

根據《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3款的規定15,即使在法律事實等于客觀事實的情況下,沒有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人民法院不能裁定實際出資人為公司股東。《公司法解釋(三)》如此規定的原因在于:第一,股權代持的意義范疇為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注重人合性,各股東之間的關系將影響到公司的發展,因此實際出資人的進入不能破壞公司內部的穩定,在此過程中尊重其他股東的意見具有合理性;第二,在實際出資人的認可問題上,其他股東的半數以上的態度即可代表公司集體的態度。

4.2. 實際出資人從幕后走向臺前的顯名程序規范

實際出資人成為公司股東的過程中需要對其程序進行規范,下面筆者從兩個方面來具體說明。

4.2.1. 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爭議時的證明責任

根據“誰主張,誰舉證”法則,在名義股東享有股權,一切都在我國法律法規框架下進行時,實際出資人要打破此平衡關系,主張自己為公司的股東,那么在其二者存在爭議時,舉證證明責任尤其是對資金繳納等重要證據的證明自然而然地由實際出資人承擔。名義股東享有股權并有法律特征表現于外,可以以“擂主”的姿態等待實際出資人的挑戰。

4.2.2. “未經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

參考《公司法》第43、71條16,17,如將“未經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定位為非公司重大問題,“半數以上”就不會受到“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強制性規定的限制。但矛盾的是,既然第43條已經進行規范,那么此條中的任意性規定與71條對于實際出資人“顯名”的半數以上股東同意的強制性規定相互沖突;如將《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3款類比歸入到整個公司法框架下,看作是股權轉讓條款,即名義股東向實際出資人轉讓股權,這與前文中名義股東享有公司股權在邏輯上一致,再者在表決比例上也大體一致,雖然“過半數”、“半數以上”兩種表述中,存在著“半數”這一點是否被包括在內細微差距。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將第24條第3款定位為名義股東向實際出資人股權轉讓較為合適,如此在“過半數”與“半數以上”的用詞上需要統一,進行立法表述的細化。

在最高人民法院對王成與安徽阜陽華紡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二審民事判決中18,隱含了經過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這一條件。

4.3. 《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3款對股權對外轉讓規定的參照

對外轉讓股權規定的參照需要注意什么?又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呢?

4.3.1. 法條解析

首先,實際出資人在代持行為中獲得法院的認可需要具備半數以上股東同意這一關于公司內部的實質性認同,這是法條明確規定的。其次,這一條件也僅是出資人突破合同相對性而享有股權的必要條件,然而最終的成功仍取決于名義股東將股權轉讓的行為要件是否完備、效力要件是否充分 [3]。再次,此款參照轉讓行為規定,那么該股權處分行為則是一種合同行為 [7],需要名義股東具有轉讓的意思表示。由此可知,并不是實際出資人在出示出資證明等一系列證據后就可以直接經過公司除名義股東之外的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就可以轉化為公司股東,正如上文所述實際出資人的出資同股權歸屬無關。名義股東享有公司股權,適用股權對外轉讓規則意味著出資人最終擁有股份需要有名義股東轉讓股權的意思表示。實際出資人可以根據代持協議向名義股東要求其履行轉讓公司股權的義務 [3],二者達成合意后或者名義股東同意履行股權義務后,才能進入下一環節的其他股東決議。

從該款中我們可以看出法律對于實際出資人“顯名”提高了門檻,事實上的認定需要結合公司對實際出資人的股東身份認定。這是法律在個人利益和商事主體利益上如何平衡的考量,既然實際出資人最初簽訂了股權代持協議,那么他就要為此后的不利益付出代價,即使法律看清了事實,但是對于這種“隱名股東”的存在是不支持的。

第3款仍然與完整的股權對外轉讓行為存在的區別需要加以言明。如果半數以上股東同意這一要件不具備時又如何處理呢?半數以上股東同意這一要件不具備,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是股東們對出資人股東資格的否認,不認同出資人加入到公司管理之中。那么持否定態度的股東是否必須接受名義股東的股權處分呢?筆者認為在此種情況下,應該分情況討論:第一,不同意的股東也不愿意與名義股東繼續共同管理公司事務,那么可以借此讓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都離開公司,同時也節約了資源;第二,未獲得半數以上股東同意則法律狀態回顧到最初的圓滿狀態,名義股東仍為公司股東,但需要依股權代持協議向實際出資人承擔相應的責任。

4.3.2. 優化建議

第3款的規定可以將“實際出資人依據股權代持協議向名義股東要求轉讓股權或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達成轉讓股權的合意”這一要件加于此款之首。首先,明確這一要件也是實際出資人擁有股份的必要條件;其次,強調要件之間的先后順序,在實際出資人股東資格進行公司決議前,應當先有轉讓股權轉讓的合意。這樣修改的依據在于可以使股權歸屬于名義股東的法理在邏輯上一致,也使股權對外轉讓的規則適用不存在瑕疵。

在半數以上股東持反對態度的情況下,如果要求反對的股東直接購買該部分股權太過嚴苛,對公司決策起重要作用的名義股東可能因此失去股東地位。因此,筆者主張上述第二種情況,在未獲得半數以上股東同意情形出現時,法律狀態歸于圓滿,至于名義股東最終的去留由公司內部自行決定,從而更大地保護公司的利益。《公司法解釋(三)》可以考慮將此項列入到規制股權代持行為的條文中,賦予公司以選擇權。

5. 公司股權代持中行為主體與公司外第三人權義關系辨考

在《公司法解釋(三)》僅有的3條與股權有關聯的條款中,與公司外第三人的條文就占兩條,第25、26條分別是關于與股權受讓人、公司債權人的股權糾紛處理。但在名義股東享有股權的基礎之上,同時第三人的問題也化繁為簡。

5.1. 股權受讓人的權利主張

下文將針對名義股東將股權受讓給股權受讓人后的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正確性以及法條進行分析。

5.1.1. 善意取得制度

第25條第1款的規定參照了《物權法》第106條善意取得制度相關的處理方式。善意取得時,縱然轉讓人并無轉讓權,善意的受讓人亦能自取得物之占有或物權變動登記之時起,立即取得受讓人的所有權或他物權 [7]。善意取得的要件為:無處分權人的處分行為;受讓人受讓時為善意;轉讓的不動產或動產已登記或已交付;合理的價格轉讓;權利外觀。構成善意取得制度的要件之一是無處分權人的“處分”行為,反之則不構成也不適用。

5.1.2. 法條分析

依據前文的邏輯,公司的股權歸屬于名義股東,名義股東享有股東權利、承擔義務,那么名義股東為有權處分,股權受讓人可以合法有效的取得名義股東對股權的處分,從而成為股東、質押權人或者其他權利人。在第25條中人民法院將最終股權的實際權利裁判給實際出資人是正確的,但在兩步并為一步走的時候,法律關系不能混淆:首先,名義股東自由地處分股權為有權行為,不構成善意取得,同時第三人因該行為享有股權權利。第三人善意與否的主觀狀態并不影響其取得股權;其次,實際出資人依據代持協議,以名義股東處分股權給其造成損失為由請求承擔賠償責任。在實際出資人擁有股份之前,名義股東就是公司完完整整的股東,因此股權無論是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都無法提前歸入到實際出資人的名下。

5.2. 公司債權人的權利主張

根據名義股東享有股權,第26條的規定是正確的。基于合同的相對性原理,公司債權人僅且只能請求的對象是名義股東,并且僅能請求其承擔未出資本息范圍內的補充賠償責任,而不能越過名義股東向背后的出資人要求清償,也不能要求其二者承擔共同的連帶清償。雖然補充賠償責任最終落于實際出資人,但公司債權人對其進行直接請求于法無據,只有名義股東可以通過二者的協議向對方請求償還。正如張雙根教授所言,名義股東享有股權的規定的正確性,與商事法律的外觀主義原則并不關聯,也非基于對公司債權人特別保護的目的,而是內在邏輯要求本應如此 [7]。

6. 結語

本文以股權代持中股權歸屬于名義股東為邏輯起點,結合《公司法解釋(三)》的3個相關條款,對代持協議行為主體雙方、及其與公司、公司外第三人之間的三大關系進行了研究,論證了相關的學說,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建議。筆者認為將股權歸屬于名義股東的思路是正確的,同時對股東代持協議進行獨立分析,該合同的性質仍為一個普通的合同,不必硬性地歸入到某種關系體系下。股權代持協議是在整個大問題下對它的稱謂。實際出資人“顯名”成為公司股東的過程實質是突破合同相對性,本文對其過程進行了規制建議。最后,對第三人利益保護的視角進行了矯正分析,名義股東享有股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名義股東的主張是一般的法律規定,并不需要傾斜保護。

NOTES

1《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1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實際出資人與名義出資人訂立合同,約定由實際出資人出資并享有投資權益,以名義出資人為名義股東,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對該合同效力發生爭議的,如無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情形,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合同有效”。

2《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31條第1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后,應當向股東簽發出資說明書”。

3《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32條第1、2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置備股東名冊,記載下列事項:(一) 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二) 股東的出資額;(三) 出資證明書編號。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

4《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4條規定:“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

5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網: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就《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答記者問,http://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2501.html (2018/3/14)。

6參見王成與安徽阜陽華紡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二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終字第185號民事判決書。

7參見王云與青海珠峰蟲草藥業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二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終字第21號民事判決書。

8參見王云與青海珠峰蟲草藥業有限公司、王輝等股東資格確認糾紛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692號民事裁定書。

9參見江蘇圣奧化學科技有限公司與劉婧、王昊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二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終字第96號民事判決書。

10“如美國《標準商事公司法》對股東的界定,‘股東是指股份以其名義注冊于公司登記簿者,或者依據公司檔案中股份代持人證書明確授權的股份受益人’”。參見“甘培忠, 周淳. 隱名出資糾紛司法審裁若干問題探討[J]. 法律適用, 2013(5): 18-24”。

11“股東名冊指公司依法設置的記載股東及其所持股權的簿冊”。參見“李建偉. 公司法學[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4: 217”。

12《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32條第2款規定:“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

13《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本法所稱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委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

14《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53條第14項規定:“公務員必須遵守紀律,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

15《公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3款規定:“實際出資人未經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請求公司變更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記載于股東名冊、記載于公司章程并辦理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6《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股東會會議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的決議,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變更公司形式的決議,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

17《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71條第2款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應當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

18“華紡公司、和城公司、和泰公司表示,只要張輝、王成、倪士東就剩余股權的享有達成一致意見,其愿意按照源遠公司的要求將相應股權變更至相關當事人名下,利鑫達公司對此亦無異議。上述事實表明了華紡公司、和城公司系和泰公司的名義股東身份,亦表明華紡公司、和城公司、和泰公司、利鑫達公司對于源遠公司非案涉項目及和泰公司的實際出資人,張輝、袁會敏、王成、倪士東等為項目及和泰公司實際出資人事實的明知及對實際出資人成為和泰公司股東的認可”,參見王成與安徽阜陽華紡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二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終字第185號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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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用:
俞言. 論公司股權代持中的三大關系[J]. 法學, 2020, 8(1): 109-120.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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